杨庆峰│人类增强的傲慢后果及其记忆之药
摘
要
作为文化现象的人类增强也显示出理性自身的傲慢。与增强技术有关的傲慢展现为三种形式:由人类强化自身形态带来的心理性傲慢、由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傲慢以及展示了特定文化形态的文化性傲慢。傲慢是增强技术时代的一种普遍情绪。掌控这种情绪的有效方式是通过记忆来对抗反思的傲慢。记忆作为一种方法意义上的药,可以缓解增强技术所导致的傲慢之病。
作者简介:杨庆峰,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一
当前人类增强讨论的三个特点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一个特点是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基本逻辑。从个体角度看,对个体的身体功能和精神功能给予强化,会导致“超人”的出现。强化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如射线辐射、病毒感染、人机融合等。美国科幻电影塑造了强大的漫威超人群体,其讨论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进行思索。比如超人的能力与社会责任(蜘蛛侠)、团队协作与管理(美国队长)、超能力惩罚和超能力的合法运用(蝙蝠侠)等。在科学研究上,对技术的过度想象让人们感到恐慌。比如光遗传技术可以做到调控小白鼠的神经元,于是人们开始担忧这种技术一旦用于控制人体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对此科学家会说技术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关于这个逻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如从记忆的增强、智能的增强,推演到一般的意识增强。这种推演背后多少都有想象的因素。但是,总体来说,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是比较容易被日常讨论接受的方式。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出现了“泛增强”现象。“泛增强”讨论是指把所有的技术都看作是增强技术,然后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把技术的实现目的即技术的功能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单独处理。这样一来,任何技术都可以看作是特定目的的增强或者实现。比如,椅子可以让人体感觉更加舒适;相对用手捧水喝,杯子可以提高喝水的效率;飞机可以提高我们从A到B的速度。但是,这种看法并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后果。“泛增强”讨论会使我们迷失在抽象的技术功能之中,而忽略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语境,更使我们失去了对原有的人如何通过特定技术提升身体现有机能、实现完美性的考察。因此,“泛增强”讨论与本文的增强技术讨论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功能性“泛增强”讨论更多强调的是技术功能对于人体原有需求的满足,身体累了,想休息一下,找把椅子坐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身体的机能没有改变,只是让其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但是,本文的增强技术却是指身体从原有的机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身体的机能出现了改变。以身体增高技术来说,赛增这样的药品可以加大生长激素的分泌,这个加大就是对原有分泌量的提升,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每个月生长1cm左右的目标。
克服“泛增强”讨论的方法就是把增强技术放置在特殊的生活语境中。比如“新兴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把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技术类别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能够带来极大风险的技术类别,这样一来,日常讨论的技术物品就会被排除在外。然而,这种做法还是不足够的。在本文中,我们把增强技术放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之中。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与智能技术有关的可穿戴、虚拟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会凸显出来;与生命改造有关的基因工程、合成生命技术与人机融合技术会被呈现出来;与生物体的控制有关的光遗传技术也会被带到当下。这些技术无疑符合“新兴技术”的规定性,但也有其他新的特性。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人类增强的伦理性讨论强于人文性讨论。目前增强技术讨论体现出明显的伦理特性,这种讨论将增强技术的观点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比如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而人文性的分析并不足够。提升人体功能机能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讨论主要是科学主义的,即从科学的角度讨论人类的增强问题。诸多科学成果都是提升身体的某种特定机能,或者因为某种机能改变而影响到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但是,身体或精神机能的讨论基础是自然主义,即把身体或精神看作是自然实体,对其属性进行增强。但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的讨论会有新的基础,如人性(human nature)。人性这一概念曾经在哲学史上遭受多种批判,并因抽象性而受到质疑。所以当回顾语境的时候,人的语境、条件以及体验就会成为新的出发点。这些出发点在哲学史上都有着深厚的讨论历史,需要加以挖掘。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客观的出发点显然远离了真实的人们,沦为一个半真半假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与人类体验有关的出发点,让人的体验成为增强技术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虚拟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交互式体验成为新的体验形式;增强现实也成为重要的问题。
此外,在人文性的要求下,人类增强技术的讨论会出现更多新的问题:与完美相反的缺憾的意义、与强大相反的弱小的意义会被重新审视,这是辩证思维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哲学讨论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缺憾、弱小也并不总是表现为上述增强现象的反面。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束缚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事实上需要拓展这种考虑的方式了。举一个简单例子,记忆与遗忘的现象研究。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在科学领域,遗忘通常会被看作是记忆的反面,因为记忆是保留,而遗忘是删除。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遗忘也具有主动性,生物进化与发展需要遗忘。此外,遗忘行为也是特定神经元回路的表达,与记忆一样。如此,一种思维上的固有框架不断遭受着科学事实的冲击。所以,对于诸如脆弱性、缺陷、有限性等的意义,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幸运的是,从利科的《可错的人》、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等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思考。这些思考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二
傲慢:
增强技术导致的普遍情绪
上文已经指出,在新的人文性讨论的要求下,需要思考诸如脆弱、缺憾的意义,而不是完美、理性、进步、增强,但是这种思考也不能重新陷入二元的境地。这是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完成了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准备从普遍情绪出发展开讨论。由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当代增强技术发展导致了怎样的人类普遍情绪?
技术性傲慢是指由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傲慢形态。麦克•海德(Mikael Hård)指出了科技傲慢的形态。“我们可以说,有时候科学以一种傲慢的方式打开了想象的领域:19世纪末尼采把超人越界与过度延伸概括为权力意志驱动的强人或者超人。” “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对沉思适应于那个时代的价值有着极大的兴趣,那时人们对于弥漫在空气中的科技傲慢又爱又恨。”这种形态显示了技术系统自身所表现出来的促逼本性,更准确地说是由技术逻辑运行导致的一种系统性结果。“在庆祝机器的时候,人们的乌托邦的一面发展出一类傲慢,借助它对于当前技术文明的文化评价有着强烈的需求。” “相比其他形式,科幻电影更多被用来为科技傲慢的新产品和行动准备文化基础,例如把火箭送入外太空以及建造更加复杂的武器。”
当前的技术性傲慢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数据化、网络化和算法化。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算法与网络显示出的力量是我们以前无法从单个的技术对象中认识到的。如今,算法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产生了一些新的行为模式。单个技术物无法导致傲慢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与生活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会对技术物形成一种意义关联。长时间使用某物会形成对某物的情感依赖,“敝帚自珍”恰恰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认识。然而,现代技术发展的系统性关联使得技术物的个体性消失,技术物变成整个技术社会的网络节点。于是,个体性消失在系统性联结中。此外,技术系统并非将自身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而是逐步构建着人类社会的技术架构。数据对象已经成为当前智能社会的技术框架,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中,智能对象会更多地嵌入这个框架之中,一种技术性共同体逐渐演化成形。现代技术导致的傲慢性是技术本身展现出来的,一种带有强大的功能性与去功能性的产物。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斯蒂格勒等哲学家已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用“技术异化”、“技术促逼”和“技术工业化”等概念解释了技术性傲慢的展开逻辑。增强技术更是如此,其内在的提升机体的原有功能恰恰构成了技术性傲慢的内核。比如,在生命存在的期限上,增强主义者认为通过特定的手段可以实现生命的无限延长,也就是长生不老。虽然这终究是一种文化想象,但在延缓生命衰老上,科学研究却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实际也是技术性傲慢的一种样式,只是这种由理性带来的傲慢比较适度而已。
技术性傲慢并非孤立存在,它往往和心理性傲慢天然地融为一体。心理性傲慢是由人类强化自身或者基于进步主义的理性观念而确立起来的一种傲慢心态。这恰恰是一种亟须被揭示的普遍情绪。在战争、灾害、病毒等紧急状态下,生存会成为关键的问题,与之伴随的是生存主义哲学的兴起,战争背景下产生的普遍情绪当属生存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如雅思贝斯、萨特等人的哲学;在特大灾害背景下,如地震、火灾,人类更容易感受到自然的强大与自身的渺小,这种对比会让人产生无助、绝望等情绪;新冠疫情时期,长时间的隔离与缺少社交容易让焦虑、急躁、无聊成为普遍情绪。显然当技术取得飞速进步的时候,更容易滋生出心理性傲慢,尤其是在当前增强技术呈现出其特有的力量时产生的普遍傲慢情绪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人文主义哲学思考所要求的。
可见,在人类增强自身的前提下,傲慢的心态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性的傲慢所指向的普遍情绪通过技术与心理等两种因素被放大,继而形成了技术性傲慢与文化性傲慢的形式。那么这种傲慢的技术基础是什么呢?
三
傲慢表征的技术基础
要理解傲慢得以可能的技术基础,首先应回答增强技术带来了什么?增强技术以何种方式表征出了傲慢?这是本部分要考察的问题。
(2)精准控制。随着基因工程、光遗传技术的出现,人类对生命进行精准控制已经成为可能。卡尔•德赛若斯(Karl Deisseroth)指出,光遗传技术的核心是“在时空意义上的对细胞信号的精确的因果控制,有助于科学家发现神经系统的功能,甚至非神经系统的功能”。这种技术目前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在记忆研究、视力研究中已有成效。
(3)生命衰老的改变。改变生命延缓变老的药物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突破,比如谷歌公司下属机构Calico 已经公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干预人类身体老化的物质 ABBV-CLS-7262。谷歌称这种物质能在 3 天内逆转小白鼠大脑老化过程。目前该物质正进入I 期临床试验阶段。还有一些药物,如雷帕霉素、senolytics、二甲双胍、阿卡波糖、亚精胺、NAD + 补充剂和锂等,均可用于抗衰老。这些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可以想见,这样的药品如果合法上市,会引起怎样的社会效果,人类可以通过生物医药技术控制和改变衰老,又会滋生怎样的傲慢。
(4)跨物种跃迁。跨物种跃迁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对人类增强的一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合理的技术想象。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人类增强是人类机能的提升。这个观点实际上也说明了人体机能的提升始终是量的累加,比如负载力。根据我国技术监督局1990年的一份报告《体力搬运重量限值》中的数据显示,男子单次搬运推拉物体的重量不能超过300千克,女性是200千克。这个国家标准是根据科学计算方式得出的。而通过外骨骼技术,推拉物体的重量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值。这种增强方式属于量上的增强,而并非质的飞跃。但是未来人类增强可能会出现跨物种跃迁的现象。人体增强会通过机体的结构性变化而使功能也发生极大变化,比如不借助望远镜,人可以看到很远的对象。
(5)增强的智能。这是出现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朱迪•胡为兹(Judith Hurwitz)等人看来,所谓增强智能是指“一种使用人工智能来执行良好定义的任务,例如作为决策活动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人类与机器一同合作,人类需要评价自动任务的结果、在特殊环境中的决策以及评估由于商业需求的改变而导致数据必须被改变的情况”。可以看出,这里的智能增强实际上是着眼于应用的,即自动机器参与到人类决策中。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增强的智能。
(6)社会关系的解体。关系论对人类本质的界定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的一面,这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技术增强。首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曾提出,“人从现实性上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成为社会学反思的重要基础。但这种反思过于宏观,让我们无法贴近人本身。相比之下,人与他者的关系显得更为根本。在这种关系中,自我的一切活动都会对他者形成影响,因而需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调整自身。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利科提出的“自身、亲者和他者”中。来自第一人称的现象学视角要比第三人称的社会哲学视角更贴合人本身,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增强。其次,人是处于技术之中的存在者。正如维贝克在《将技术道德化》一书中提出的,人类总是在与他们使用的技术关系中形成自身。这并不是一种反思式的关系描述,海德格尔提出的“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总是容易让人着迷,但却无法将二者之间的构成澄清。由于人是关系性的存在,那么技术增强对关系性存在产生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
以上六个方面阐述了增强技术以何种方式表征出了傲慢。此外,傲慢是文化性现象,从神话、理性到科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傲慢不断增生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科技并不是傲慢产生的原因,而是傲慢滋生的场域。
四
记忆:一种什么样的解药?
哲学史上,柏拉图最先把药以辩证法的方式予以讨论。他在《斐德罗篇》中谈到了书写技艺,并将这一技艺看作是药。他将写作(writing)看作是Pharmakon,这个词可以衍生出很多含义:处方、解药、良方、解救、拯救、毒药、诱惑、魅力、魔力、表象、欺骗、危害、威胁等。柏拉图认为,文字会让人产生依赖,从而忽略了记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像毒药一样,让人上瘾;但文字却能够让口语文化保留下来,让语言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像解药一样,破解了语言容易消失的魔咒。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充分发挥出来。利科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讨论了历史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的问题:“历史书写本身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这个问题同历史中所使用的诞生概念的歧义性一样需要受到重视。”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及后来的文章中也讨论了技术既是解药又是毒药的问题。与先验记忆相对,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作为傲慢出路的记忆。如果我们把傲慢看作“病态”——虽然这种看法多少有些问题——那么记忆是一种怎样的解药?缘何其摆脱了上述悖论?
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普遍情绪——傲慢,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在关联,技术可以解决人类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由此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理性值得自傲的地方,这是技术的药性体现;如果从自然状态出发点来说,我们就会引入人类增强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下,技术的作用是提升和增强生命体的机能。但是,从增强本身来说,如果我们追问增强目的何在,那么主体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尼采的超人理念会显示出人类的内在本性,意志本身就是在其增强过程中成为自身的。这是生命本身表现出来的必然性。至于后来唐娜•哈拉维等人提倡的赛博格、后人类形象等都是从形式上呈现了不同于“常人”的样式。相比传统技术而言,增强技术的发展无疑会增进人类傲慢的表达。如何应对傲慢这一普遍情绪呢?在傲慢的三种样式中,技术性傲慢显然无法提供有效的观念,无论是一般技术还是增强技术都是基于功能性之上,在工具论的理解中,技术功能性直接强化了傲慢的表达;而技术作为根据展现自身时,其实体性力量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傲慢本身。那么心理性傲慢如何呢?面对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实状态,人类心理会发生变化是较容易理解的。无所不能的技术导致了傲慢的社会心理。我们可以从文化性傲慢中找到内在的克服之路,这就是记忆因素。利科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基础:通过记忆来对抗反思傲慢。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哲学史上的五个与记忆研究有关的重要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利科与斯蒂格勒。柏拉图的戒指印痕对记忆的保留特性做出了形象的比喻,这个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中对记忆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回忆与记忆的区别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胡塞尔的讨论。但这两位古典哲学家的研究最终都消失在知识海洋之中。后来胡塞尔对记忆的讨论将记忆的时间性给予了清晰的分析,可惜的是,这种分析后来迷失在知识论中;斯蒂格勒对记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胡塞尔色彩,他对滞留的分析成为第三记忆的前提。以上四位哲学家虽然在记忆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将记忆看作一种对抗的方法,而是把记忆纳入知识发生的维度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记忆附属论”。唯有利科将记忆看作是对抗反思傲慢的方法,这个观点将理性时代的病灶与病源揭示出来。可以说,记忆是对抗傲慢的有效方法,是医治傲慢病症的良药。
利科与斯蒂格勒同时从诊疗学的角度对记忆加以阐述分析。利科的批判是指向现代理性的,他将现代理性的傲慢反思特性剖析出来,从病理学-诊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建立起了一个基于伦理-政治的规范视角,从而试图构建“负有责任的记忆”。斯蒂格勒的批判是基于药理学的,试图为“被计算的时代”开出药方。
综上所述,将记忆看作是克服反思理性傲慢的做法是有哲学上的根据的,利科的记忆哲学显然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其对傲慢的丰富性显然估计不足,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在增强技术背景下,文化性的傲慢所指向的普遍情绪通过技术与心理等两种因素被放大,继而形成了技术性傲慢与文化性傲慢的形式。而在技术性傲慢和心理性傲慢的克服上,记忆作为一种克服之道也只是在奠基意义上成立,尚需进一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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